“我做肺移植20多年来一直为病人转运的事情心烦，我的病人都是呼吸衰竭的需要肺移植的危重病人，来自全国各地，都涉及千方百计的紧急转运……”
日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无锡市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静瑜向红星新闻表达了他长期的无奈。作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的他，对重症患者的转运难题深有体会。他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专门撰文为此呼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无锡市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静瑜（资料图）
江西“救护车跨省转运800公里收费2.8万”事件后，陈静瑜最近又亲身经历了一个患者的转运难问题。
6月底，他的一名肺移植手术患者在寻找能从上海转运至浙江且能携带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救护车时困难重重，前后耗时近两周，最终通过一家民营急救转运公司完成转运。这家公司自有ECMO，全程设备切换了两次，总费用为13.5万元。
陈静瑜希望，各地120救护车都能够提供跨省、跨市转运服务，医院“出借”医护和设备随车时能有合规程序。他呼吁卫生行政部门建立医疗长途转运的标准、规范、流程。
转运时两次切换ECMO：
专家认为可能给患者带来风险
据陈静瑜所述，6月底，一名在上海治疗、依靠ECMO维持生命的呼吸衰竭患者家属联系到他的团队，希望做肺移植手术，计划转运至他所在的浙大二院。
由于患者在上海医院使用的呼吸机和ECMO设备无法随行转至杭州，家属最终找到一家民营急救转运公司，转运公司使用自有的ECMO在上海医院院内进行了设备切换，到达浙大二院后又切换到了浙大二院的ECMO。
在上海医院接出患者。受访者供图
幸运的是，这名患者近期成功接受了双肺移植，已撤离ECMO和呼吸机，能够下床站立，进入康复阶段。
但这样麻烦的设备切换，让陈静瑜感到十分不合理，这给患者带来了风险。让他痛心的是，他以前很多需要救命的患者，就在这样的找车、切换中，贻误了救治时机。
他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120救护车普遍没有插管、使用呼吸机和ECMO等高级急救能力，他有很多患者因此在半路上丧失了生机。而救护车上有ECMO时，还必须另外请专业医务人员随车。
对切换医务人员，陈静瑜认为也不尽合理。他表示，制度设计上，应该按照首诊负责制的精神，允许由转出医院最熟悉患者的主诊医生陪同，同时应该有渠道支付相应劳务费用，计在院内。此外，据陈静瑜了解，一般的民营公司也不会专门配备会使用ECMO的医护人员，需要临时请编外人员。
转运前往浙大二院途中。受访者供图
150公里收费13.5万元
公司：转运风险高，自有ECMO设施成本高
据陈静瑜向家属了解，上述民营急救转运公司救护车团队由两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协调员和一名司机组成，上海至杭州转运距离约150公里，耗时2个多小时，费用为13.5万元，包含ECMO设备使用和医护人员劳务，不涉及置管及耗材费用，并全额开具发票，家属对此费用并无异议。
转运费用13.5万元的发票，受访者供图
转运前，公司要求患者家属签署承诺书，转运途中如因意外导致病人死亡，与转运公司无关。
“这样的病人转运起来本身风险就很大。”该转运公司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
该负责人表示，公司是做高端医疗转运的，这种案例做得少。尤其是在江西转运事件之后，ECMO转运处于非常敏感的地带，他们一开始并不想接，目前对于事件的发酵也想低调处理。
事实上，有多家转运公司目前都暂不接ECMO单了。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多家跨省转运救护车公司表示，因为“2.8万元转运费”事件，暂时不敢接ECMO单了。一家跨省转运救护车公司的调度人员表示：“因为涉及费用太高了，容易引起纠纷，我们宁愿不挣这个钱。”
上述转运公司负责人称，公司做这个案例非常周折，一开始曾尝试航空转运方案，但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后作罢。
对于收费，该负责人解释，公司自有ECMO设备和ECMO专用车辆成本高，使用频率又很低，几年就需要淘汰，所以要分摊成本。当天他们实际出动了两台救护车，一台运病人，一台防止意外发生。临时请编外医护的费用也不低。途中遇到了车辆爆胎，还处置了ECMO设备的报警。
患者被送抵浙大二院。受访者供图
跨省跨市转运的尴尬：
120救护车无法跨地区，只能联系民营救护车
在此前的江西转运事件中，之所以公有性质的救护车无法承担转运，是因为江西省儿童医院的救护车不能出省；南昌紧急救援中心方面，据潮新闻报道，该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跨省转运，但因车上已经装满各类仪器，他们现阶段无法承运携带呼吸机、ECMO这类仪器的病人。最后，医院医生帮忙联系到一家有能力的民营医院救护车。
目前，许多120救护车仍无法提供跨省、跨市转运服务。
陈静瑜介绍，开展肺移植以来，他接触了大量呼吸衰竭患者，转运始终是国内医疗体系的一大痛点。转运重症病人成本高昂且风险巨大：途中需使用ECMO、呼吸机等昂贵设备，并配备多名医护人员以应对可能的紧急状况。
陈静瑜介绍，解决“120”无法出市的另一种方案是，相邻两城市的救护车在高速路口接力，无锡与苏州之间的转运就常采用这种方式。
在江西转运事件中，江西省儿童医院派出两名医护人员随车护送，并携带使用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相关抢救设备和药品。但实际上，医院设备借出用于非本院救护车上，并不合规。此事件发酵后，各地医院收紧了对于设备和人员出借的管理。
同时，民营救护车存在灰色地带，医生和医院私下帮忙联系民营救护车，本来就有合规风险，也要承担利益质疑。陈静瑜表示，由于缺乏明确的管理规定，重症病人转运方案往往只能由医生自行决定。
但在那些特殊的转运案例面前，联系到民营救护车往往是病人的唯一选择。
一名肺移植专家的呼吁：
医疗长途转运制度化，有规范流程标准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我国重症患者长途转运问题的医生，陈静瑜呼吁卫生行政部门尽快将医疗长途转运制度化，建立相关的标准、规范、流程，明确责任主体，保障设备衔接与医疗安全。明确各级医院、急救中心及有资质的民营机构在跨区域转运中的职责分工，建立规范的申请、评估、执行和交接流程。建立机制，确保患者在不同医疗机构间转运时，必要的生命支持设备（如ECMO）能够安全、连续地使用，减少不必要的设备更换环节。
同时，陈静瑜还希望制定合理收费标准：无论是公立“120”救护车还是有资质的民营医疗救护车，都应建立清晰、透明、基于成本核算的跨区域重症转运收费标准和服务项目清单，并加强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吕国悦此前曾表示，我国对非急救转运的认定划分、救护车分类管理、施行办法各地各不相同，并不统一。在此背景下，非急救转运服务需求缺口加大，市场混乱且缺乏有效监管。
央视新闻在评论“江西2.8万元救护车转运事件”时认为，尽管目前部分地区已出台非急救转运规则，但地方性规则仍难以解决跨省转运的难题。因此，亟待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跨省转运服务标准，明确车辆资质、人员配备、收费原则等方面的规则，并建立全国性转运服务信息平台，实现需求发布、服务匹配、费用结算全程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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