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美国“贸易吃亏论”的真面目

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所谓“对等关税”。特别是在对华贸易上，以所谓中国对美拥有大量货物贸易顺差为借口，累计加征关税率高达145%、单项加税更是达到245%，这一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对此，中方果断采取反制措施，并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由此，也揭开了美国“贸易吃亏论”的真面目。

中美贸易顺差从何而来？

中美贸易的现实状况主要缘于两国经济结构使然，是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作用的结果。

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总体情况分析，双方经贸合作发展主要基于两国产业间、产业内的互补关系。中方人口规模大，人力资源特别是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社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突出；国内市场庞大促进制造业规模经济效应不断提升，国内工业上下游相对完整大大降低了产业企业配套成本；中国政府积极扶持和鼓励民间各类企业与机构扩大创新投入等因素共同作用，中国货物贸易的全球竞争力得以不断提高。就美方而言，其人口规模相比中国要小，产业工人尤其是熟练技术劳动力相对缺乏，导致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美国国内经济中服务业占比趋高，长期的资本输出大国地位导致制造业产业空心化和大量产品依靠进口。

白皮书指出，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强。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4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五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玩具和塑料制品等，合计占比为57.2%。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五大类商品为矿物燃料、机械器具及零件、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光学仪器和大豆等含油子仁，合计占比为52.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较为重要，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

因此，在中美经济和产业结构、国际分工状况下，必然形成双方货物贸易互补性现状。中方秉承市场经济原则开展对美经贸合作，不必要也从未刻意追求顺差。

进一步分析可知，即便在疫情冲击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供应链受阻情况下，中方亦坚持契约精神采取多项措施，克服困难尽力落实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承诺，美方对此也多次发布声明肯定成效。反观美方，一方面，其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长期高消费、高举债局面得不到有效调整，反而不断滥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需求导致进口增加；另一方面，其拒不执行中美双方协议承诺，长期人为限制和阻扰高科技产品对华输出。究其根源，这才是其巨额贸易逆差的直接导因。

中美贸易平衡不能只看货物贸易

众所周知，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认真履行义务，始终致力于增加进口、扩大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为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创造了优质的营商环境，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能的同时，更为各伙伴国创造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巨大红利的机会。中国的不懈努力及其成效受到世贸组织高度肯定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廉价优质产品对美出口，不仅满足和丰富了美国国内民众消费需求，而且为美国抑制其国内高通胀与实现经济、就业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白皮书披露，2001-2004年间，美国对华出口贸易增长高达648.4%，而其同期对世界出口贸易增长率约为183.1%。中国是美农产品、集成电路、煤、石油气、药品、汽车的主要出口市场。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4年4月发布的报告，中国是美国3个州的最大出口市场，32个州的前三大出口市场以及43个州的前五大出口市场。美国对华出口贸易创造了近百万国内就业岗位，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

特朗普政府以所谓“货物贸易顺差”为由开征高关税，并不符合中美贸易现状。客观认识和评价中美双边贸易是否平衡，需要全面深入考察，不能只看货物贸易差额。美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服务贸易大国，中方长期处于中美服务贸易逆差大国地位。2001-2023年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长11.5倍，2023年中美服务贸易逆差达到265.7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逆差来源地。由于服务贸易涉及范围大、领域广，若美方对华采取更为积极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中美服务贸易逆差将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

与此同时，中美互为重要的双向投资伙伴，美国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同时也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方贸易顺差转化为持有大量美债、中方长期居于持有美债第二大国地位的结果，为美国带来巨额的国内外资本利得。与此同时，2022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4905.2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786.4亿美元的销售额，差额高达4118.8亿美元，美企在华投资获得了极高的利润收益。

因此，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的投资贸易利得，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大致平衡的，双方属于互利共赢合作。用所谓“贸易吃亏论”来发动关税战，既站不住脚，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美发动关税战损人害己

特朗普政府对贸易伙伴层层加码、对华极限施压的做法必然造成损人害己结果。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基础，严重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势必引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紊乱。历史经验证明，工业化发展必须立足于规模经济基础，从而产生对全球化和开放型世界市场的内在要求，用高关税壁垒构筑“小院高墙”的结果可能招致国际关系的严重对立和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

在数字科技驱动的新产业革命大潮涌动的今天，“再工业化”或所谓“制造业振兴”主要依靠数字科技赋能，而数字经济近乎零成本的规模经济外部性显然对全球化世界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及经贸霸凌政策，既是开历史倒车的极端行为，也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严重背离。从美国自身发展来看，高关税也引发了美国国内经济混乱，供应链紊乱不仅扰乱了其国内市场和加剧通胀，而且对美国造成新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威胁。

高关税的本质是美国对国际社会的又一轮“薅羊毛”，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高端制造业龙头企业及其人才、科技资源造成新的流失，严重损害所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当前，对于我国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加深对美国特朗普政府高关税政策本质的认识，团结一致、联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及经贸霸凌政策，切实维护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共同利益及坚定立场，特别是防止高关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避免国际上出现相互转嫁成本负担、引发扩大化关税战和全球性经贸“踩踏”的恶性局面。

应对全球经贸格局的变化

为应对美国政府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以国内经济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的变化。

在宏观对策方面：

（1）优化对外贸易财税和金融促进政策。积极调整对外贸易相关的国内税制，针对不同种类外贸产品，根据美方设定的关税水平适当调降相应出口货物的增值税税率和加快出口退税。对于跨境电商出口、境外来华旅游购物和代购商品，免征国内增值税或实施全额退税；加强对出口企业和进口生产资料企业的金融支持，加大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加快金融信贷投放和降低利率成本；扩大对外贸易保险业务范围和品种，增强外贸企业抗风险能力。

（2）扩大经贸“朋友圈”，夯实经贸基本盘。加快实施自贸协定的扩容、升级、增效战略，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枢纽和关键节点建构高标准自贸协定，升级既有的区域双边协定，深化与亚非拉、欧洲各区域经贸重点集散地国家的合作关系；继续自主、单边调降对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的平均关税水平，深化双边投资合作；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供应链通道”建设，持续扩大和深化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

（3）优化产能结构，调整出口商品价格。在缓解贸易伙伴市场压力和减少贸易摩擦的同时，减少自身外贸出口量升价跌的损失。

（4）进一步采取措施优化国内营商环境。依靠庞大的实体经济基础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为集成全球优质资本和科技提供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

（5）加强企业的合规建设。加强对外贸行业企业的政策法律服务，加强原产地规则监管和扩大AEO认证工作；对于“走出去”的企业，加强合规预警机制建设。

在微观企业层面上，市场主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积极应对环境变化：

其一，在保障实现合理利润前提下，对出口美国的产品适当限量和调高出口定价，并与进口商制订合理的关税成本分担比例和营销策略。

其二，针对美国政府的全球关税调整布局进行出口贸易结构化调整，寻找关税“洼地”开辟新市场，建设布局更多的供应链通道。

其三，针对大类出口产品和进口大宗能源原材料产品，推广使用出口的到岸价（CIF）和进口的离岸价（FOB）计价结算方式，在增加服务贸易（如运输、保险）收益的同时，扩大开展“期现套”“仓单质押”等贸易金融业务。

其四，通过企业出海战略和当地化的原产地比例调整，形成新的投资—贸易组合方式，构建对美贸易新型“桥头堡”。

其五，充分利用国家区域、双边自贸区提升战略，依靠有利的框架条款开展经贸合作，降低外贸成本和风险。

其六，以服务贸易创新为货物贸易发展提供差异化竞争手段，形成复合化的竞争策略，达成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综合性收益。此外，加强外贸及其产品的科技赋能、数字化转型赋能，以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渠道发挥综合降本效能。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国际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