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中华传统美德“两创”新路径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列为文化改革的核心任务，要推动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健全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综治体系，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道德治理基因。

义利之辨的现代突围：构建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坐标

在现代化转型与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下，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利”对“义”的冲击。“义”指道德规范与社会责任，“利”则指向物质需求与生存发展。“义利之辨”是中华伦理的核心命题，贯穿于农耕文明至现代社会的演进历程。儒家以义导利，主张“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墨家以利显义，倡导“兼相爱，交相利”；法家则以利固义，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这种多元思想传统，塑造了中华文明“重义轻利但义利兼顾”的伦理底色。然而，在市场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义利观面临严峻挑战，逐利行为常逾越道德边界，虚假营销、金融欺诈等现象频发，暴露出现代社会“义利失衡”的深层危机。究其根源，其一源于资本逻辑的异化效应。资本逻辑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解构了“义以为上”的价值排序。其二源于技术异化的伦理真空。算法黑箱与数据垄断形成新型权力结构，在虚拟空间建构“数字利维坦”，使个体在数据剥削中沦为“流量商品”。其三源于文化价值认知的断裂。西方个人主义与消费文化通过全球化渗透，消解集体主义伦理，暴露资本逻辑与公共责任的对立。

破解“义利之辨”的道德困局，需要从三个维度重构义利关系：一是价值内核的创造性转化，建立从“义利对立”到“义利共生”的新型价值伦理框架。通过赋予“义”以诸如社会正义、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等现代性内涵，可重塑利益驱动的道德边界。二是制度创新的价值嵌入，建立从“柔性道德”到“刚性道德”的新型制度伦理框架。如通过建立现代信用评分体系、个人道德银行等，构建既有传统道德温度、又具现代市场效率的新型文明形态。三是技术中介的伦理重构，建立从“以义制利”到“算法正义”的新型技术伦理框架。通过伦理重构将“义”嵌入算法基因，使AI从资本增值的工具升华为社会道德正义的守护者。当“义”不再是与“利”对立的道德枷锁，而是内生于市场机制的价值锚点，中华文明必将为人类现代文明贡献新的伦理范式。

德法共治的协同机制：在制度张力中培育道德生态

当前中国社会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不仅重塑了经济基础，更深刻动摇了传统道德观念依存的社会土壤。“德”“法”共治聚焦道德与法律在现代治理中的协同困境。传统“德主刑辅”模式依托宗法共同体，以差序伦理构建柔性规范体系，而现代法治以权利本位建构刚性制度框架，导致德法互嵌的文化纽带断裂。究其根源，其一源于法律专业化与道德模糊性的张力。法律侧重规范外在行为，而道德关乎价值共识与内在良知，现代法律体系依托形式理性构建精密规则网络，却陷入“价值理性空心化”困境，导致出现“法外失德”现象。其二源于技术迭代引发的伦理真空。基因编辑引发的生命伦理争议、元宇宙中的虚拟财产权属，远超既有法律框架的解释范畴和调整速度。其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集体主义的碰撞，加剧了“德”“法”协同的复杂性。

“德”“法”协同共治困境的实质，是“德治”与“法治”的割裂。“德”“法”协同问题本质上是传统伦理秩序与现代法治文明在转型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下，如何实现制度理性与价值共识的有机整合。构建“德”“法”共治体系需要突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在三个层面构建系统协同机制：一是法律制度的道德赋能。“道德赋能”指通过制度设计激发个体的道德自觉，使社会规范从外部约束转向内在认同。道德赋能的法律实现途径涉及立法、司法、执法等各方面，在法典中嵌入传统美德价值导向。二是司法实践的德行考量。司法实践的德行考量，本质内涵是强化司法裁判的伦理引导，旨在以个案正义传递社会价值导向，以促进法律正义与道德价值的协同善治，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深层价值支撑。三是社会治理的德性空间。“德性空间”指社会治理中伦理价值与道德实践的作用场域，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文化浸润和技术应用，将道德原则转化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构建德法共治体系需突破二元对立思维，形成制度、实践与文化协同的善治系统，为现代文明提供中华治理智慧。

公私伦理的重构路径：数字时代的共同体再造

在数字技术解构传统共同体、现代性加速社会关系裂变的背景下，“公私之度”揭示了集体主义传统与个体权利诉求的现代博弈。传统“崇公抑私”的价值取向，依托宗族社会与士人精神维系，但在城市化与原子化生存模式下，个体权利意识觉醒与公共责任淡化形成矛盾。究其根源，其一源于社会结构的液态化转型。城市化进程正在系统性摧毁传统伦理的物理载体，居住形态的变革催生了个体原子化生存模式。其二源于伦理价值的范式转换。市场经济释放的个体意识觉醒与全球化浪潮裹挟的价值观念，正在重塑传统伦理的基因图谱。其三源于技术革命的伦理冲击。数字空间重构了公私领域的传统边界，社交媒体将私人领域公共化，直播经济模糊了消费与展示的界限，算法推荐构建的信息茧房正在消解公共话语空间。

如何在数字时代通过共同体再造重构公私伦理，平衡个体权益与公共福祉，成为传统伦理现代转化的关键命题。一是制度创新，构建从原子化个体到责任主体的数字公民身份。从课程标准到认证体系的制度设计，家庭、学校与平台共治机制的多元协同，以及教育工具范式革新的技术赋能，将数据素养纳入国家教育标准，内化为公民意识。二是技术赋能，重构从流量至上到公共价值嵌入算法伦理逻辑。一方面通过制度协同，建立技术赋能的保障体系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价值嵌入，建立算法伦理重构的技术路径来实现。三是文化再生，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与数字伦理重构。重构数字时代的公私伦理，不能仅依赖制度与技术的单向革新，更需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寻求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融合，探索一条兼具技术赋能与文化自觉的伦理转型路径。

推动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绝非简单的文化复古，而是要回应时代命题，使传统伦理基因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唯有在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文化再生的交互中，构建兼具伦理温度与文明韧性的传承体系，方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并为全球伦理治理贡献东方智慧。

（作者为上海公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