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轰炸叙利亚政权坦克车队，介入叙利亚南部苏韦达省德鲁兹武装派别和贝都因部落的武装冲突，并称这是“向叙利亚政权发出的信息和明确警告”。他还说，以色列不会允许叙利亚的德鲁兹人遭受伤害。
由此，这个被称为“中东最神秘族群”的德鲁兹人再次闯入国际视野——他们既是以色列国防军中的精锐力量，又曾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坚定支持者，是其最精锐“老虎部队”的兵源；既在黎巴嫩掌控议会的8个保留席位中占据了6席，又在约旦王室卫队中担任要职——这个总人口不到200万的族群，为何能同时获得中东所有敌对阵营的认可？
作为一个宗教与民族双重认同高度交织的群体，德鲁兹人既是历史的承受者，也是博弈的参与者。了解有中东“变色龙”之称的德鲁兹人，不仅是对中东地区多元性的一种深入认知，也有助于我们洞察小族群在复杂局势下的生存谋略与智慧。
7月13日，叙利亚南部一名德鲁兹族商人据称遭绑架，这一事件引发了德鲁兹民兵与逊尼派贝都因人武装在南部地区爆发持续数日的武装冲突。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7月17日消息，截至目前，冲突核心区域苏韦达省已至少有350人丧生。
一、历史起源
德鲁兹人在血统上与阿拉伯人无异，因信仰的分化才成为种族，德鲁兹人信奉德鲁兹教，而当地大多数人则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犹太教、基督教马龙派、阿拉维派等。
德鲁兹人自称“Muwaḥḥidūn”，是中东唯一的宗教性封闭社群，他们现有人数约在120万~200万人之间，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而是作为一个跨界民族居住在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等国。此次发生冲突的苏韦达省，是叙利亚德鲁兹人占多数之地。
德鲁兹教起源于11世纪初的埃及法蒂玛王朝，是伊斯玛仪派的一个激进分支。其核心人物包括伊斯梅尔派传教士哈姆扎·伊本·阿里和著名的隐士达拉齐（ad-Darazi），德鲁兹（Druze）一词即源于后者的名字。尽管达拉齐因偏离教义被其后信徒视为异端，但外界仍习惯以其名称呼这一教派。
德鲁兹派以失踪的第六代法蒂玛哈里发阿基姆为最后一位可见的伊玛目，称其为“宇宙灵魂的化身”，反而否定默罕默德最后先知的地位，其经书并非古兰经，而是《智慧书》，书中记载：“宇宙经历七次轮回，每次由五位智者引导”。
其教义融合了伊斯兰、基督教、诺斯替主义、柏拉图哲学和印度教元素，并否认伊斯兰教的五功，尤其排斥斋戒和朝觐等外在仪式，转而强调对灵魂的启迪与内在知识的领悟。
宗教上的神秘性亦延伸至社会结构。德鲁兹人将信徒分为两类：掌握秘密教义的“觉悟者”（uqqāl）与仅从属其指导的“无知者”（juhhāl）。只有极少数人可进入核心教义层级，并通过严格的道德与伦理规范控制整个族群的社会行为。
正是因为这一独特体系，德鲁兹人在正统伊斯兰教徒眼中被视为“背叛者”，长期遭受排斥乃至屠戮。《大马士革编年史》记载：1021~1043年间，马穆鲁克军队在叙利亚处决了超过1.2万名德鲁兹派信徒，镇压迫使信徒分三路逃跑：向北逃往黎巴嫩舒夫山区；向南逃往巴勒斯坦卡梅尔山区；向东逃往叙利亚豪朗火山地带。而这几处即是现代德鲁兹人的聚集地。
教派初创之时所受的威胁，使得传教士巴哈尔丁（Baha al-Din）关闭改宗通道，禁止任何外教人改宗该派，违者处死（1280年黎巴嫩案例记载）。这也形成了德鲁兹教最大的特征之一——“塔基亚”（taqiyya），即对外隐藏信仰、伪装自身。这些策略使其在长期宗教压迫下得以存续，形成高度封闭的内部结构与等级制度。德鲁兹人常常以策略性自称“穆斯林”，以规避迫害。
二、源远流长的军事传统
身为百战之地的宗教异端和极少数派，德鲁兹教义将“保卫社区”列为信徒五大义务之首，其经典《智慧书》规定：“智者持经，勇者持剑”，阵亡者被尊为“隐遁者的见证人”，享有特殊葬礼仪式。当然，与伊斯兰的“吉哈德”不同，德鲁兹战士只为本族生存而战，不参与宗教扩张。
1291年阿卡围城战后，德鲁兹人在黎巴嫩舒夫山区建立“五角城堡”防御体系。考古发现其粮食储备地窖采用三层同心圆结构，与我国福建土楼的“三防设计”（防匪、防兽、防潮）有异曲同工之妙。奥斯曼帝国档案显示，这些山寨在1516年马穆鲁克灭亡之后，成为中东唯一未向奥斯曼帝国缴纳人丁税的自治领。
在这些山区的易守难攻之地建立起来的军事化公社中，男子从15岁起就必须接受弯刀、火枪射击等军事训练。与德鲁兹星徽同构的山寨采用五边形防御工事，每个家族承担不同方向的警戒任务。这使得德鲁兹人有近千年的军事传统，奥斯曼档案记载，其射击精度比正规军高20%。
1608年，德鲁兹埃米尔法赫鲁丁二世组建的“红巾骑兵”曾击溃3倍兵力的奥斯曼军队。18世纪贝鲁特海关记录显示：德鲁兹人走私的欧洲火器数量占黎巴嫩总量的43%；直至今日，法国外籍兵团第13旅（驻吉布提）中的德鲁兹裔占编制的21%，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德鲁兹安保公司年营收超3亿欧元（2022年数据）。
当然，德鲁兹人也并非以蛮力生存。1593年，德鲁兹埃米尔法赫鲁丁二世与苏丹穆拉德三世达成秘密协议：德鲁兹山区每年缴纳27.5万阿克切银币（相当于威尼斯共和国年贡的1/3），换取免于宗教审查。伊斯坦布尔大学发现的羊皮纸档案显示，这笔款项通过罗德岛的犹太银行家中转，创造了史上首个“宗教赎买自治”案例。
德鲁兹派通过军事威慑+有限合作，在奥斯曼体制中开辟出特殊的生存空间。其“免税”在本质上是帝国对治理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正如1839年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所言：“与其在德鲁兹的群山中浪费银币，不如让他们成为帝国的看门狗”。这种模式至今影响着中东少数族群的政治策略。
1799年雅法战役期间，拿破仑专门招募500名德鲁兹骑兵组成“东方轻骑连”。法国军事档案馆藏有其写给德鲁兹长老（Zaim）的信件，信中赞誉德鲁兹人：“你们像科西嘉人一样擅长山地作战”。这批部队在阿克围城战中表现突出，但在随法军撤退时全部神秘失踪——2018年，黎巴嫩考古队在赛达港发现刻有法文编号的德鲁兹弯刀，证实这支部队偷偷集体潜逃，返回家乡了。
能征善战的德鲁兹人向各方各派政治势力派遣军人，例如在1593年，其同奥斯曼帝国的协议规定：德鲁兹山区每提供1000名骑兵，便可减免50万阿克切赋税。这种在各国的敌对阵营中同时嵌入关键岗位的策略，使德鲁兹人成为“不可或缺的少数派”，然而，这也使得德鲁兹人的地位在当下形势日趋复杂的中东地区，变得异常微妙。
三、德鲁兹人现状
在黎巴嫩的德鲁兹人，自奥斯曼帝国时期即形成山区自治传统。19世纪，由于奥斯曼-埃及矛盾及欧洲干涉，德鲁兹人与基督教马龙派爆发血腥冲突，造成严重伤亡。黎巴嫩建国后，依据1943年“国家契约”，德鲁兹人获得政治代表权，由其领袖出任议会关键职位。
20世纪70年代黎巴嫩内战期间，德鲁兹政治强人瓦利德·朱姆布拉特（Walid Jumblatt）领导进步社会主义党，曾与巴解组织、叙利亚等势力结盟，在山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对基督教民兵构成巨大压力。虽然德鲁兹人只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但其山地防御力强、政治组织严密，在黎巴嫩至今仍是“造王者”之一。
在叙利亚，德鲁兹人主要聚居于南部苏韦达省（Jabal al-Druze），这里在历史上曾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策源地，随后长期是阿拉维派主导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盟友。1925年，由苏丹·阿特拉什（Sultan al-Atrash）领导的德鲁兹人起义成为叙利亚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德鲁兹人整体保持中立或亲政权立场，在敌对双方中保持平衡，以避免被极端逊尼派武装报复。但2018年，伊斯兰国（ISIS）在苏韦达发动恐袭，造成200余人死亡，这令德鲁兹社区安全感降至冰点。
而在以色列，德鲁兹人则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该国德鲁兹人被有意从阿拉伯人群体中分离出来，纳入国防军体系。犹太领袖大卫·本-古里安承诺德鲁兹村庄免于土地征收，双方形成特殊“契约关系”。今天，以色列德鲁兹人不仅服兵役，而且在情报、安全和政界中占据重要位置。例如，以色列议会中曾有多位德鲁兹裔议员，甚至会出现德鲁兹将军。
但这种安排表面上展现了融合，实际上却在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世界中激起了对其“叛徒”的批评，尤其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这导致德鲁兹在身份认同上持续陷入撕裂，尤其是年轻人对以色列的疏离感持续上升。
2023年10月，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德鲁兹村庄马贾达尔突然升起蓝底红星的德鲁兹星月旗，与以色列军警形成对峙。
四、未来展望：边缘族群如何安顿自身？
当代发展日新月异，德鲁兹社区在全球化压力下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是世俗化冲击使得年轻人对传统宗教缺乏兴趣，部分人希望“出走”族群，造成教义传承危机。其次是人口外流严重，许多德鲁兹家庭移民北美和欧洲，形成“侨居”与“本土”之间的身份落差。更严重的是，在某些国家，德鲁兹青年的服兵役与国家忠诚度遭遇同胞质疑，内部裂痕正在加深。
未来德鲁兹人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维持传统政治模糊政策，在强权之间寻求庇护与影响力；二是主动拥抱现代民族国家逻辑，通过公民身份与教育实现结构性融入。这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但其取舍将决定这个古老族群的未来命运。
同时，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德鲁兹人也提供了一种治理多元、尊重差异的可参考模型。他们并未依靠强大经济实力或军事力量谋求地位，而是通过稳健策略、文化保守主义与高度组织力维持社区稳定。这对如何处理小族群权利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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