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遗址：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开端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孕育了璀璨多元的文明图景。长江流域的中游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尤为引人关注。位于武汉西北郊的盘龙城遗址，是夏商时期的一处大型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属于中原文化系统，是探索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自2013年起，考古学者对盘龙城遗址开启新的考古发掘。此次工作聚焦盘龙城城市性质，深入探索长江中游早期青铜文明，取得重要成果，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盘龙城遗址王家嘴地点航拍（上北）

沿当今的京广线，穿过桐柏山，顺澴水、滠水等支流抵达长江，自古便是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而以长江为水道，又可进一步向东、西、南延伸，串联起大部分中南地区。从夏商时期开始，中原王朝沿上述通道不断向南扩张，施加影响。因此今天的湖北地区，可谓是探索整个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关键。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西北郊，南邻长江的支流府河，正处于沟通南北、联系东西这一十字路口的交叉处。遗址为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的一处城市聚落，在1954年因防洪修堤被发现，之后经过了长期、系统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在1974、1976年，由北京大学俞伟超、李伯谦两位先生牵头，发现了城址、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明确了遗址主体年代为早商二里冈文化时期，文化面貌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性。正是这一次的考古发现，表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自2013年开始，在大遗址考古工作思路的指导下，特别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的支持下，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牵头，重新开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新的考古工作聚焦盘龙城城市性质，深入探索长江中游早期青铜文明。

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的青铜带鋬觚形器

一、早期中国青铜器生产跨地区交流的线索

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因特殊的礼制含义，被认为在早期中国是权力的象征。青铜礼器是被中央垄断生产，还是允许地方铸造，对于认识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长江中游富集铜矿资源，自晚商以来，长江流域以新干大洋洲、湖南青铜器群、三星堆青铜器群为代表，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然而长江流域的青铜资源何时被大规模开发，地方青铜器铸造又起源于何时等问题，仍长期困扰学界。

为此，近年来围绕铸铜手工业生产，我们对盘龙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在城址西侧的小嘴地点发掘，揭示出一处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这也是首次确认商代早期的地方城市存在大规模铸铜手工业生产。小嘴地点早年曾采集到石范等铸铜遗物，之后我们对该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灰沟、灰坑、房址等遗迹现象。不过由于遗址晚期破坏严重，相关遗迹现象并不能直接指向遗存的功能。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又利用便携式荧光光谱仪，对文化堆积的表面进行了化学元素的检测，发现存在大范围的铜含量富集区域，由此明确这一地点曾进行过铸铜生产活动。

此外，通过进一步考古发掘，发现有可能是作为燃料的切割整齐的木炭、熔炼的炉子残块、浇铸所用的坩埚、铜渣、陶范、小件的青铜工具、磨石等，展现出金属熔炼、制范、浇铸、修整等一套青铜铸造工艺流程，特别是发现有疑似铜觚或鼎的容器的范，表明盘龙城遗址拥有大型复杂的铸铜作坊，并有能力铸造青铜礼器。

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发掘出土的铸铜遗物进行了多种科技检测分析，结果表明盘龙城遗址铸铜所用原料、技术与同一时期的郑州商城有着很强的关联，并可能使用来自赣北地区的铜料。盘龙城遗址小嘴铸铜作坊的发现，表明在早商时期中央与地方在青铜器铸造、使用方面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这对我们进一步探索早期中国青铜器生产跨地区组织与技术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盘龙城青铜铸造活动，可能进一步促成了晚商时期南方地区地方性青铜文化的形成。

二、长江流域人地关系变迁的例证

盘龙城遗址滨水而居，目前调查发现遗存多位于临水的岗地或滩地，与水形成了天然的联系。遗址的发现，也缘于长江夏季洪水对当今武汉市的侵扰。不过，盘龙城遗址古代景观环境是否一如当今，古代城市的聚落景观又是怎样的，对我们整体认识盘龙城城市面貌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带着这一学术问题展开了探索。

盘龙城在历年发掘中，曾有诸多墓葬发现于冬季枯水期湖泊或河流的消落区（指河流、湖泊、水库中由于季节性水位涨落，而使被水淹没的土地周期性出露水面。编者注）。在这一线索的指引下，我们有意识地在遗址临近的湖泊进行了水下钻探，首次发现湖底淤泥层下存在古代文化堆积。之后又进一步利用枯水期，截取部分湖段抽干后进行考古发掘，明确湖底淤泥层下存在商时期的文化堆积。经过测算，盘龙城遗址商时期水位较当今低约5~7米。所以水位下降，就可以初步复原盘龙城遗址商时期城市的聚落环境。以盘龙城为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认识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水文的整体变化趋势，了解古人聚落选址的特征与规律。盘龙城城市所展现出来的人与水的互动，是长江流域古代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生动例证，展现出古人充分利用自然优势、顺应环境营建聚落的智慧。

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兽面形器

三、央地关系的最早“模板”

盘龙城遗址近十年持续性的考古工作，进一步展现出夏商王朝对长江流域的经略态势。正是中原王朝向南的扩张，促发了长江流域的文明化浪潮。盘龙城遗址也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早“模板”之一。

盘龙城遗址为长江中游夏商时期的中心城市，不仅开启了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的序幕，也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进程的重要例证。通过资料梳理和新的考古工作成果，盘龙城遗址可分为三个城市发展阶段。最早的阶段，城市的中心位于南部的王家嘴地点。目前高精度碳十四测年指示，这一阶段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夏代晚期）。盘龙城遗址最早阶段就展现出了受中原文化的深度影响，标志着长江中游开始进入青铜文明。至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盘龙城开始以城垣、大型建筑基址的宫城为中心，同时在宫城邻近地区设置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和铸铜手工业作坊。这一阶段盘龙城的规模远超一般聚落，彰显出其作为长江中游中心城市的地位。以盘龙城为中心，中原文化还向长江中游其他区域大范围扩张，构建出一幅中原王朝在长江中游控制与经略的图景。至最后一个阶段，盘龙城聚落的中心转移到北部的杨家湾地点。新的考古工作揭示出该地点存在盘龙城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年代属于商代中期。这一阶段盘龙城城市聚落布局凌乱、高等级贵族墓葬青铜器随葬品减少，反映出城市聚落的衰落。之后盘龙城被废弃，区域聚落的中心开始向北转移到桐柏山南侧的郭元咀、庙台子等地点，地方青铜文化开始逐步兴起。盘龙城城市聚落的衰落与废弃，也标志着中原王朝在长江流域经略的转向。

盘龙城遗址的文化面貌，集中体现了夏商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可见与中原同时期的郑州商城在风格和技术上的密切关联；盘龙城城市聚落形态、大型建筑的布局与营建方式、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墓葬结构与葬俗，也可在中原郑州商城找到相似之处；盘龙城遗址青铜礼器的组合和反映的人群等级差异，亦如中原郑州商城；盘龙城杨家湾地点发现的绿松石镶金饰件，与近年郑州商城书院街M2镶金绿松石兽面形装饰类似。盘龙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手工业经济都表现出与当时中原王畿地区——郑州商城的一致性，可以料想城市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可能就直接来自中原地区。更为重要的是，以青铜礼器为代表，高等级贵族的礼仪规范展现了对中原王朝的认同。盘龙城城市的组织管理和政治运作，同样也处于中原商王朝的管理之下。

以盘龙城为中心，中原王朝更展现出了对长江中游区域的影响。从盘龙城出发，顺长江而下，至大别山南麓到赣北地区，同时期有意生寺、铜岭、龙王岭、荞麦岭等遗址。这些遗址规模虽较小，但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铜岭本身位于赣北铜矿区，曾发现商代的铜矿采冶活动，荞麦岭遗址也曾发现铜矿石。这些沿长江而下至赣北地区的遗址点，或源于中原王朝对青铜金属矿藏的探求。此外，沿长江而上，至洞庭湖东岸、江汉平原西部和澧水流域，同时期又可见到铜鼓山、荆南寺、宝塔、皂市等遗址。这些遗址同样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并显现出与盘龙城之间的联系。

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长江流域的扩张，是以盘龙城为中心，再向外拓展，形成了一个中央对地方多层次、网络状的控制。这一经略态势应和了盘龙城所处区域在早期中华文明进程中交通枢纽的位置。中原王朝以此为发端，又可进一步影响至江南、深入南岭。盘龙城遗址标志着长江流域进入以中原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发展脉动之中，也成为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关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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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