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唯一的赢法，就是不竞争

在科技与创新的世界版图上，彼得·蒂尔（Peter Thiel）是一个无法被轻易归类的名字。

他是全球最大在线支付平台贝宝（PayPal）的联合创始人，是“PayPal黑帮”的精神领袖；他是独具慧眼的天使投资人，在Facebook（脸书）创立之初便投下50万美元，成为其第一位外部投资者；他更是畅销书《从0到1》（Zero to One）的作者，书中“创造垄断”、“避免竞争”的商业哲学，被美国乃至中国无数创业者奉为圭臬。

不过，相比这些耀眼的标签，蒂尔更惊世骇俗的，是他的“逆向思维”或者“逆势者”的站位。他好像永远站在主流观点的对立面，乐于挑战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共识”。

他认为，进步的历史并非缓慢的线性攀升，而是由少数人的大胆突破创造的。而通往这种突破的最大障碍，恰恰是“竞争”。在他看来，竞争是一种驱使所有人变得越来越相似、最终陷入“内卷”的毁灭性力量。

正是基于这一核心思想，蒂尔在准确预测了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崩盘之后，开始做空美国社会最神圣的“殿堂”之一：高等教育，尤其是常春藤盟校。

他认为，这些精英大学非但不是培养独立思想的摇篮，反而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趋同机”和“泡沫”。它们通过严苛的筛选机制，将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让他们创造未来，而是为了让他们在一场永无止境的“锦标赛”中相互模仿、相互厮杀，最终成为精致而平庸的社会精英。

为了戳破这个泡沫，为了“拯救”那些可能被体制扼杀的“怪咖”天才，蒂尔在2010年发起了一项堪称“疯狂”的社会实验：蒂尔奖学金（The Thiel Fellowship）。

这个项目的内容简单粗暴，却极具颠覆性：每年挑选20位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10万美元的资助，条件只有一个——辍学创业，为期两年。

蒂尔要用真金白银，把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从大学校园里“赎”出来，让他们保持“怪异”，追寻那些在课堂上被认为不切实际的梦想。

今天我们将深入这个“异端”实验的内部，探寻它如何从一个备受争议的“慈善闹剧”，演变为一条如今价值超过7500亿美元的超级创业流水线。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财富和成功的故事，更是一场关乎教育、创新与个人主义的深刻思辨。

一、疯狂的做空：万米高空上的危险想法

故事始于2010年9月2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彼得·蒂尔和他的老搭档、同为贝宝联合创始人的卢克·诺塞克（Luke Nosek）正乘坐飞机从纽约返回旧金山。

在万米高空，一个有点疯狂但非常蒂尔式的想法诞生了：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付钱给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让他们离开大学呢？

这个想法在蒂尔的脑中迅速发酵。他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早已厌倦了硅谷千篇一律的创业者——名校毕业，履历光鲜，但思想却被体制打磨得毫无棱角。

他渴望找到那些真正的“异类”，那些拥有改变世界潜能的“霍华德·休斯”（著名亿万富豪）式的人物，那些特立独行、充满狂想而非循规蹈矩的“爱因斯坦”式天才。

飞机一落地，蒂尔便立刻行动。他组建了一个小团队，火速研究了法律可行性等细节问题。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在知名科技媒体TechCrunch的专访中，正式向世界宣布了“蒂尔奖学金”的诞生。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蒂尔的逻辑犀利而直接。他在采访中对记者萨拉·莱西（Sarah Lacy）说：“高等教育的经济账根本算不过来。你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背负了巨额债务去上一所昂贵的学校，结果却发现，你必须放弃你曾经渴望的那个未来，才能还得清这笔债。”

但他批判的远不止是金钱。他认为，常春藤盟校所营造的“精英光环”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社会不应该将年轻人“过上更好生活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一种定义上就具有“排他性”和“稀缺性”的资源上。

“如果哈佛的教育真的那么好，能带来那么大的改变，为什么不把它开放加盟，让更多人能上呢？为什么不创建100所哈佛分校？”蒂尔质问道，“不，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一切都只关乎稀缺性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

主流社会被彻底激怒了。一个亿万富翁，竟然用金钱“贿赂”优秀青年放弃学业、放弃未来？这简直是对教育制度的公然羞辱。

时任哈佛大学前校长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更是毫不客气地将蒂尔奖学金斥为“这十年来方向最错误的慈善项目”。

时间往往是检验“异端”思想的最终裁判。

十多年后的今天，正如蒂尔的许多其他“离经叛道”的预言一样，对高等教育泡沫的批判早已成为社会主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每年花费高达9万美元的学费，去学习如何洗衣服和阅读中世纪诗人乔叟的作品，或许并非一笔划算的投资。

与此同时，蒂尔奖学金却用一份惊人的成绩单，让所有当初的批评者哑口无言。它培养出的“独角兽”公司（指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初创企业）的比率，据称已经超过了硅谷最顶尖的创业加速器。

在本月早些时候一张引发病毒式传播但数据存有争议的图表中，该奖学金的投资回报表现甚至击败了被誉为“创业界哈佛”的Y Combinator（YC）。

重点是：那些被认为“放弃了未来”的年轻人，并没有失去未来。相反，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亲手设计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未来。

二、寻找“怪咖”：创业需要的是霍华德·休斯，而不是爱因斯坦

那么，到底是什么特质，定义了一个“蒂尔奖学金成员”？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蒂尔系的媒体平台piratewire网站采访了该奖学金的两位早期设计师——丹妮尔·斯特拉奇曼（Danielle Strachman）和迈克尔·吉布森（Michael Gibson）。如今，他们是风险投资公司1517 Fund的联合创始人，延续着蒂尔奖学金的精神，专门投资那些被主流忽视的年轻叛逆者。

故事要从迈克尔说起。

他最初被蒂尔聘请，是协助他在斯坦福法学院教授一门关于哲学和科技的课程。两人因为共同热爱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而一拍即合。

基拉尔的“模仿理论”（Mimetic Theory）是理解蒂尔思想的关键。该理论认为，人类的欲望本质上是模仿的；我们渴望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因为看到“他人”渴望它。这种模仿性欲望，最终导致了社会中无休止的竞争和趋同。

巧合的是，迈克尔上班的第一天，正是蒂尔奖学金在混乱中诞生的日子。而丹妮尔，一位对传统教育充满怀疑、甚至自己创办过一所基于“家庭教育”理念的特许学校的教育颠覆者，也很快被招致麾下。

2010年，他们的任务开始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那些最顶尖的年轻天才，并将他们从高等教育这场“模仿游戏”的“荼毒”中拯救出来。

在筛选申请者时，蒂尔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我们在寻找霍华德·休斯，而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霍华德·休斯是20世纪美国极具传奇色彩的“怪咖”天才。他集多重身份于一身：是痴迷的航空工程师，亲驾飞机打破世界速度纪录；是野心勃勃的企业家，创办的休斯飞机公司一度是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之一；也是好莱坞的电影大亨，敢于挑战审查制度。

蒂尔这句话的深意在于，他们寻找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丹妮尔和迈克尔很快发现，像GPA（平均成绩点数）、SAT（美国高考）分数这类标准化指标，对于预测一个年轻人在真实世界中能否取得非凡成就，几乎毫无帮助。高智商或许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绝非充分条件。

他们甚至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获得过“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Intel ISEF）的学生，基本会被直接淘汰。

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背后的逻辑却很清晰：赢得这类顶级赛事的学生，固然极其聪明，但他们也极有可能是最擅长在现有规则体系内玩游戏的人。而蒂尔要找的，是那些敢于打破规则、创造新游戏的人。

他们想要的是一种难以名状、无法量化的特质。或许可以称之为“高度的创造力”？或是“极强的主动性”？

“我们能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这种特质，”迈克尔回忆道，“当他们谈论自己热爱的领域时，你能感受到那种无法抑制的紧迫感、兴奋感和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自如地搭建信息的复杂度阶梯。他既能用最简单的语言，向我这个门外汉解释清楚核心概念，也能在下一秒与行业顶尖专家进行平等、深入的对话。”

这种特质，被他们称为“Gumption”。这是一个在现代英语中不太常用的词，意指“魄力、精明、富于创见、敢想敢为”。这些“充满闯劲的年轻人”（Gumptious Youngs），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三、“反教育”的乌托邦：在“狼人杀”与“混乱”中野蛮生长

如果说筛选标准是“反传统”的，那么奖学金项目内部的运作方式，则更是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这里没有课程表，没有强制性的讲座，更没有所谓的“导师授课”。

“任何形式的直接指导都会被拒绝，”迈克尔苦笑道，“我们尝试过邀请业界大佬来演讲，也组织过各种工作坊，但他们（成员们）都极其讨厌这些。是发自内心、真的非常讨厌。”

这些桀骜不驯的天才们，只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寻求帮助——当他们的创业公司快要“着火”的时候。 即便在那时，丹妮尔补充说，他们也几乎从不记笔记。他们需要的是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空洞的理论。

知识的传递，更多是通过一种“渗透”（Osmosis）的方式。成员们的导师，通常是活跃在科技领域的一线从业者，甚至是往届的、同样从大学辍学的“师兄师姐”。导师之间甚至会为了“谁能给某个学员提供最好的建议”而在电梯里争得面红耳赤。

而成员们之间，则迅速形成了一个紧密、怪诞而又极富成效的社群。他们热爱竞争，尤其是那种混合了心理博弈和操纵技巧的竞争，比如“狼人杀”（Werewolf）游戏，就是他们每季度线下聚会的保留节目。

“怪咖们享受和其他怪咖待在一起。”丹妮尔说。尽管第一年项目并没有要求成员必须搬到某个固定地点，但几乎所有人都自发地聚集到了硅谷所在的湾区。

一个由20人组成的、高度同质化（在“反叛”精神上）的小团体，其内部信息流动和化学反应的效率，远非YC那种每年接收数百个团队的庞大社区可比。

“这是一个真正的小团体。成员们不是那种在某个大会上穿着同样T恤的陌生人。他们是共同经历过艰难抉择、共同反抗过体制的人，”丹妮尔强调，“这与YC有着本质区别。要成为一名蒂尔奖学金成员，你通常必须反抗一些东西：反抗高等教育体系，反抗家人的期望，反抗同龄人都在走的路。这需要非同寻常的信念和勇气。”

当然，还有彼得·蒂尔强大的个人品牌背书。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一个崇尚逆向思维、鼓励试错、在“可控的混乱”中野蛮生长的“反教育”乌托邦。

四、从“播种者”到“收割者”：1517基金的诞生

这个“乌托邦”结出了累累硕果。

由历届成员创立的公司，如在线设计协同工具Figma（后被Adobe以200亿美元收购）、区块链平台以太坊（Ethereum）（其创始人Vitalik Buterin是2014届成员）、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被视为OpenAI最强劲的对手之一）、以及全球连锁酒店品牌OYO Rooms等，累计创造了超过7500亿美元的惊人价值。

然而，随着奖学金项目步入第五个年头，丹妮尔和迈克尔的心情却变得复杂起来。他们亲手发掘和培育了这些天才，眼看着一个个清晰的投资机会在眼前浮现，却只能袖手旁观。

因为奖学金的定位是慈善，只提供一次性的资助，无法进行后续的股权投资。他们甚至看到一些极具潜力的早期项目，因为难以获得第一笔融资而陷入挣扎。

“如果你告诉一个风险投资人，‘你再也不能和你最欣赏的创业者合作了’，他会觉得你疯了，”丹妮尔说，“这个游戏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找到最优秀的人，并尽可能长久地与他们并肩作战。”

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只播种，不收割”的局面。

2015年，丹妮尔和迈克尔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蒂尔基金会，创办一支属于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专门填补蒂尔奖学金成员以及其他类似年轻创业者所面临的早期资金缺口。

他们第一个去游说的人，自然是彼得·蒂尔。

据迈克尔回忆，蒂尔用他那标志性的、哲学思辨式的口吻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有什么东西你们相信是真实的，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却认为它是错误的？”

“我们的答案是，”迈克尔说，“‘我们认为，蒂尔奖学金本身，就是当今世界最被低估、无人问津的绝佳投资机会’——因为在当时，这个想法就是如此地逆向。”

蒂尔被说服了。1517 Fund（基金名字来源于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的年份，象征着对旧体制的挑战）正式成立。

他们的第一期基金规模仅为2000万美元，但到了2020年，就为投资者创造了超过2亿美元的回报，跻身全球早期基金的前10%。如今，他们已经管理到第四期基金，其中包括一支仍在募集中的1亿美元基金。

他们当年的“赌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由他们推荐进入蒂尔奖学金，而后又获得1517 Fund投资的Ethan Thornton和Augustus Doricko，分别创立了国防科技公司Mach Industries和气象改造公司Rainmaker，均已顺利进入A轮和B轮融资阶段。

现在，他们正准备将这个“赌注”下得更大。

“最近，一位潜在的LP（基金出资人）问我们，‘你们15年后想做到什么程度？’”丹妮尔分享道，“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希望能投资11岁的孩子。’”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他们是认真的。1517 Fund已经通过青少年训练营等各种项目，开始指导11到14岁的少年。丹妮尔解释说：“因为我们看到，知识的前沿正变得前所未有的触手可及。”

在人工智能、对大学教育的重新审视、以及像Figma的迪伦·菲尔德（Dylan Field）和Oculus创始人帕尔默·拉奇（Palmer Luckey）等人，这些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创业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榜样激励下，Z世代（95后）和Alpha世代（10后）的年轻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速度拥抱创业。

过去那些被认为是国家或巨头企业才能涉足的“硬核”领域——能源、可控核聚变、新型核能——如今正被一群自学成才的少年们所攻克。

一场由年轻人主导的科技复兴，或许正在悄然酝酿。

五、人生的终极哲学：“不竞争”，是唯一的赢法

为什么要把宝押在如此年轻的人身上？迈克尔给出了他的解释，这背后是对“创造力”本质的深刻洞察。

“创造力是一种极易腐坏的东西，而且它成熟得非常早。”他说，“很多人讨论说，我们可以通过强制年轻人服两年兵役或从事两年社会服务来增强国家凝聚力。对我而言，那将是人类潜能最大的浪费。社会进步需要的是‘方差’（Variance），需要人们去探索各种不同的、疯狂的可能性。”

“而18岁到23岁，这短短几年，正是创造力的黄金巅峰期。我们亲眼见证了太多案例。遗憾的是，人的创造力并不会一直停留在巅峰。它会达到一个峰值，然后不可避免地开始衰减。”

你会变老，会结婚，会背上房贷。人的生活重心会转移，承担风险的意愿会降低。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站出来大声疾呼的机构：看，这里有一种巨大的、未被开发的资源，它被困在某个陈旧的体制或僵化的路径里。只要我们给他们一个出口，让他们去做些不一样的事情，就能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整个社会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越好。”

1517 Fund的网站上，骄傲地写着“没有巴塔哥尼亚马甲”（No Patagonia Vests），他们承诺帮助辍学者、叛逆者和疯狂的科学家们“逃离牢笼”。（注：Patagonia品牌的抓绒马甲，一度成为美国金融和科技行业从业者的非官方“制服”，象征着一种精英身份，但也带有一丝墨守成规、缺乏个性的讽刺意味。）

在接受采访时，丹妮尔和迈克尔一同出现在镜头前。迈克尔穿着一身酷似汽车修理工的工装，上面印着：“车库：零件与服务”。

“我们是维修站的后勤人员，不是赛车手。”迈克尔比喻道。

“我们的工作，就是帮你换轮胎。”丹妮尔补充说。

这种谦逊而务实的姿态，自然吸引了那些极度渴望自我表达的创业者。对这些人来说，“不能做自己”的代价，远高于创业失败的风险。

生物黑客先驱乔西·泽内尔（Josie Zayner）就是典型。她是一位疯狂的科学家，更是一位“艺术家和挑衅者”。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好为“做自己”而付出一切代价的准备，她断然不会去网络直播给自己注射自制的COVID-19疫苗。

在访谈的最后，迈克尔再次回到了那个启发了这一切的哲学家——勒内·基拉尔，用他的“模仿理论”，为蒂尔奖学金的成功做出了最深刻的注脚。

“这个理论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你在单一维度上竞争得越激烈，你们彼此就变得越相像。你们变得越相像，你们拥有的独特思想就越少。”

“以申请大学为例，所有最聪明的学生都在为哈佛、耶鲁那几个极其有限的席位而激烈竞争。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场‘锦标赛’本身，对参与者的思想进行了怎样的‘规训’和‘塑造’。它让所有人都变得一模一样。”

“他们之间或许存在一些表面的差异，但这就像看货架上的瓶装水。你真的能说出斐济水、聪明水和达萨尼水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无非是包装不同罢了。这是一种虚假的差异化。我认为，哈佛的申请者们也是如此。”

“所以，彼得·蒂尔所做的，就是提供了一个‘退出’选项。他说：‘嘿，孩子们，你们不必非要参加这场该死的锦标赛。通过不参与，你们真正的个性、独特性和创造力，才有可能浮现出来。’”

“这就像是老电影《战争游戏》（WarGames）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要想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玩这场游戏。’（The only winning move is not to play.）”

结语

彼得·蒂尔和他的“反教育”实验，对于身处“内卷”焦虑更为深重的我们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剂猛药，甚至是一面镜子。

我们痴迷于“名校情结”，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视为决定人生的唯一路径。我们习惯于在既定的跑道上奋力追赶，却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句：这条跑道本身，通往的是我们真正想去的未来吗？

蒂尔的故事并非在鼓吹所有人都应该辍学。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向我们揭示了另一种成功的可能性：一种基于“创造”，而非“竞争”的成功；一种源于“不同”，而非“更优”的成功。

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创新，往往诞生于主流视野之外的边缘地带。真正的天才，需要的不是被灌输知识，而是被给予自由探索的空间和容忍失败的勇气。

对于教育者而言，它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的教育，究竟是在批量生产精致的“同类”，还是在精心呵护每一个独特的“异类”？

对于每一个渴望创造不凡的年轻人而言，它更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呐喊：

不要去模仿你的竞争对手，不要去追逐社会定义的成功。去寻找那个只有你才能解决的问题，去创造那个只有你才能建立的未来。

因为，在这场名为“人生”的无限游戏中，唯一的赢法，就是“不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