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秋雨
正值毕业季，多数毕业生正在“月薪过万”“周末双休”“五险一金”等诸多条件纠结时，大专生夏凯却得出结论，“不要随便找工作，尤其是进写字楼的公司”。
在过去三年，她因为毕业入职后的第一份工作而备受折磨。因为要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她多次乘坐高铁往返家和另一个陌生城市，反复回忆她那份只入职了一个月的工作。心总是被焦虑和恐惧情绪占领，她渐渐变得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生。
即使早已经与上份工作毫无瓜葛，这些天来，她时常情不自禁地落泪，不时胸闷喘不过气，冒出想死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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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位博主的评论区见到夏凯的。6月，一位自称为“公司诈骗案员工”的博主，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了她因为打工，留下案底的心路历程。
这位博主自述，她去年在成都一家国学风水类公司担任客服，离职后，这家公司却因为涉嫌欺诈消费者，被有关部门“一锅端”。作为前员工，她也因涉嫌诈骗罪被传唤。最终，她被法院判了缓刑，留下了“诈骗罪”的案底。
评论区底下，保健品销售、教培机构助理、情感主播、网课销售……各类职业的从业者都“站”出来，讲述自己身为普通职员，因不慎加入涉嫌犯罪的公司，结果面临刑罚。
许多人都在为打工者因公司业务面临的刑责而感到不公。但在现实中，多名专攻经济犯罪案件刑事律师都表示，这样的刑责和处罚并不罕见。当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如何处理涉案公司里员工的刑罚问题，一直在法学界存在很大争议。
更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打法律擦边球”的公司似乎无处不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份职业的法与不法、罪与非罪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有律师呼吁，当前，理应有更多明确的标准和细则出现，用于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打工人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免于构成犯罪、追究刑责的风险？”
打工被捕
第一次收到公安机关的电话，指出她涉嫌诈骗罪时，夏凯最初以为对面是骗子。
对方指出她涉嫌诈骗，是因为那份她只入职了一个月的客服工作。
2021年，她在南方一线城市毕业后，在线上平台接触到了一家电商类的公司。只面试了两次，她就被公司录用了。工作内容听上去与违法犯罪毫不沾边——她在线上给客户答疑，根据对方肤质推荐护肤品产品，“不算上加班的话，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
这是作为大专生的夏凯，毕业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底薪2500元，剩下的工资按照销售额的提成来算——总体待遇一般。但一想到自己的学历，她又看了下这座公司所在的光亮如新的写字楼，环境比她过往兼职时待的门店好了不少，她决定进去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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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新公司工作了一个月，夏凯已经感到“不对劲”。她记得，组长很看重业绩。每周开会时，就像参加小学表彰大会时一样，组长会对业绩差的人大加批评，还要求一众组员集体喊口号。
“大家加油！如果完成业绩，我们送洗衣机和冰箱。”组长总是这样说。
她不习惯给员工“打鸡血”的公司氛围，“给人感觉像传销一样”。于是，入职1个月后，她提出离职。
当时的她并未意识到，公司卖的护肤品其实是次品，实际上违反了法律。
直到半年后，她收到异地的警察电话，称她涉嫌诈骗罪，需要她立刻到案“自首”。
她一开始还问了父母，以为这是一个诈骗电话，本打算置之不理。直到众多前同事也表示收到了类似的通知，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共同乘坐高铁，到异地录了口供。
夏凯对这个公司几乎一无所知。后来公安机关告诉她才知道，她一直以为“一对一配比”的高端护肤品，其实是老板伙同供应商，采用很差的原料制作销售的。老板甚至还成立了空头公司，用来转移资金。
作为新员工，夏凯在第一个月拿到了约3500元工资，业绩在一众员工里算倒数后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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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较低的“涉案金额”，夏凯很快被释放。但办案人员和她强调，她是诈骗公司的正职员工，参与了销售环节，属于“从犯”。她需要回家等通知，不能跨市外出，随时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
“90后”的陈淀也在她的第二份工作中遭了殃。那是6年前，她在安徽合肥的前东家因为业务调整，公司解散。前老板把她介绍去了亲戚卖红酒的公司，她负责做后勤类工作，每月拿5000元定薪。
为了省麻烦，陈淀同意了入职。
但在这家新公司工作的1年时间里，陈淀也曾滋生过离职的想法。离职的念头倒不是因为工作内容——她在这家公司只是听从老板安排，整理资料，打扫办公室卫生，整体很清闲。她想离职，是因为她感受到的怪异。公司卖的红酒销售途径主要为微信。为了卖出产品，公司的销售纷纷把工作微信的头像换成了她的形象。
“很多业务员有很多个微信，朋友圈发的都是我的照片，他们（用微信）跟别人聊天，接着去卖红酒。”陈淀回忆。有时候，销售还会让她接电话，和对面的客户聊上几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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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多次对我重申，她们的聊天内容没有涉及与客户谈恋爱、发展关系。如果有，当时有对象的她不会愿意工作下去。
“因为女孩子形象好，他们就是做了一种人设，更方便去向男性销售酒。”陈淀是理解公司的意图。
她曾察觉到这个销售方式有些“像在打擦边球”，她也不喜欢自己的脸出现在多个微信上。但再转念一想，公司既没有强买强卖，酒也在正常发货，提供售后保障。“我们自己聚餐也是喝的这个酒，老板送员工礼也是这个酒，我以为没问题。”
在她的认知里，自己怎么都和诈骗扯不上关系。
直到1年后，公司被警察找上门。老板、几名销售主管，以及形象被放在多个微信头像的她和另一名女孩，被警方逮捕。
理由也是，她们涉嫌诈骗罪。
“理应知道”的犯罪
也是在公安机关处，陈淀才看到了红酒公司的“进货单”——原来这家公司的酒以次充好，以几十元的进货价，对外卖出了几千元的高价。
她记得自己在接受办案人员询问时，警察问她，“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
“我不知道。”
“他说你们做这个的，不可能不知道。”陈淀回忆。
最终，陈淀因涉嫌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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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明知，本是构成诈骗罪等经济型犯罪的条件之一。但事实上，在司法机关的办案视角里，“明知”有着与当事人自述里不一样的标准。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叶东杭告诉我，司法实践的难点在于，大多数涉案人员或是出于申辩清白，或是出于逃避刑责，都会自称对企业犯罪行为并不知情。法院若完全基于个人陈述来判断主观认知，就会导致许多犯罪行为逃脱法网。因此，对于员工“是否知情”的认定上，司法部门会倾向于结合客观行为进行判断。
矛盾因此出现。多数情况下，司法机关基于一些时间节点和各类证据，推断员工对企业、老板的犯罪行为知情，以此认定共谋。叶东杭说，这其中的大致逻辑是，“因为某件事情，（司法机关）认定你应该知道这是在犯罪”。
“但现实中，老板往往不会跟员工明示‘我们一起去犯个罪’。”
在浙江，倾家荡产的张强就是因为他在爆雷的公司工作，被认定为共谋者。私下里，他屡次对此感到委屈。
他是大学本科毕业，学的也是金融学。
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的海银财富——全国有180余家分支机构的金融公司当职员。这家公司以高收益的理财产品而闻名，2023年12月，海银财富爆雷时，涉案金额高达7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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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强没有栽倒在海银财富这样的机构——入职两年多后，他察觉到公司有部分理财产品不够正规，于是提了离职。
2019年，他跳槽到了同样总部在上海的和合期货有限公司——一家拥有商品期货、基金期货等金融牌照的老牌金融机构。入职后，张强做业务员，卖的产品也是他眼里最安全的一类——“银票”。
按照张强的金融知识，银票是由银行开具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只要银行不倒闭，按道理说，银票都是无条件兑付的。”
就这样，加入新公司的5年多来，张强卖产品卖得很起劲。当时，他在公司等级是三级，叫“团队长”，是总共四个职级里的倒数第二级。
他不仅完成了业绩，同时还让家人一同加入。家里父母以及老婆一家的积蓄，总计上千万元，全都放在了买公司的银票上。毕竟，连张强都相信了，这是一个既安全又高收益的理财手段，年化利率高达6%-9%。
正当他以为生活在走上坡路的时候，2023年8月，公司突然无法兑付，老板林强被爆卷款出国。得知此事时，张强“全身都像被抽掉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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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积蓄都亏空了。一年多来，家里人备受打击，几位长辈也相继病倒。
2024年2月，证监会对所有股东采取了行政监管措施，2个月后，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和合期货进行立案稽查。也是在这时，张强等业务员，因涉嫌非法吸纳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
为了尽快能让张强取保候审，张强父母卖掉了房子，借了外债，将过去他因这份工作获得的工资+佣金退回了一半，总计200多万。
但在近期，他从当地司法机关处得知，他们的案子即将于下个月开庭，预计刑期为3-5年。
这一量刑让张强等一批业务员感到意外。他们认为自己最多可能会被判缓刑，因为虽然他们间接参与了犯罪行为，但并不知情资金被老板挪用的状况，甚至自己也将全部资产放了进去。加入时，这家机构有正规金融牌照，也有看似安全的产品。
“大家以后去金融（公司）工作，真的要小心再小心。”张强总结自己得出的“工作指南”说道。
“明知”的争议
作为主攻经济类犯罪的刑辩律师，叶东杭曾处理过多起打工人因公司爆雷或涉诈等被控告的案件。比如，刚毕业的会计专业女生被指控虚开发票、女主播被指控在公司指导下在直播平台诈骗、电商运营被指控协助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反正很多很多，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都是年轻人，他们都因为工作的事背负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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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个人公众号上记录道，自己常常在法庭上听到法官、检察官问：“你是一个成年人了，有认识能力，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可能是违法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做的这个事有问题？”
“但问题是，99%的人其实并不知道，工作中的哪些操作是违法的，甚至可能被追究刑责。”叶东杭说。
他把主要原因归咎为，“现在社会发展得太快了”。这种“发展太快”，叶东杭告诉我，“体现在新的产业、新的企业经营（或盈利）模式、新的职业演化得过快，导致大家在思考怎么通过这个行业赚钱的时候，未能考虑到‘这种操作是否可能会造成社会危害，或者有造成社会危害的风险’。”
而与此同时，“立法和司法因其严肃性，不可能朝令夕改，具有一定滞后性，甚至用过往的视角和标准来看待一些新的业态”。
总结而言，叶东杭说，是“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以及过快的社会变化，导致原有的行业、职业规则被解构，并与司法实践发生激烈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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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李伟也有类似的感受。他曾经代理一起虚拟币结合实体店的业务，涉及规模几十亿的传销案。一个女孩因担任老板助理被逮捕，后被控传销罪。
“这个案件四年后第一次开庭，她判得最轻，但也已经是四年半刑期了。”李强介绍。
但从他作为辩护律师的视角来看，他认为此案“罪责行严重不符”。因为，“女孩只是打了一份工，做职责范围的事。而那个案件一般人很难识别是传销。”
李强也发现，打工人对公司违法犯罪行为是否知情，在很多时候并不对案件的判罚起决定性作用。
这时的逻辑是，司法机关“经常以结果倒推”，“控方认为嫌疑人应当知道（公司违法）”。
李伟解释，从更大的背景来看，之所以会出现很多打工人被过度追责的现象，是因为涉及公司的传销罪、诈骗罪、非法集资罪，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涉案）金额大、人数多。”这样的犯罪，经常伴随着大量人员被卷入，也因此让各地司法机关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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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我国在近年推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他以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为例，根据最高检2019年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指出，“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及其地位、作用、层级、职务等情况，综合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轻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
也就是在“综合判断”这里，可变空间变得很大。“（上述）所谓的客观行为、恶性、情节、地位、作用，在实践中都没有客观的标准。”李伟说。
福建信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郭海天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表示，他所了解的关于单位犯罪中，对于普通员工定罪量刑问题做出特别规定的，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
除了卖淫罪外，郭海天说，在诈骗类、非吸等经济类犯罪中，对普通员工的刑罚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他说，这可能是因为，“在诈骗类、非吸等经济类犯罪中，岗位角色数量远远超过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的岗位角色数量。所以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无法做出更详细的区分，只能依靠案件承办单位，根据每个个案的具体情况做出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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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律师持一样的观点，他也发现，对打工人是否“明知”公司为违法的证据固定，是经济犯罪实务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他解释，在所有的故意犯罪案件，“明知”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但由于“明知”是犯罪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不像行为结果可以直观感受到，而是需要司法机关通过嫌疑人的行为推定其是否明知。但在一些案件里，如盗窃、抢劫，因为其犯罪故意很明显，法条规定中就不会强调其“明知”。
而经济犯罪的外在表现很难与正常的活动区分。郭海天说，他在近几年多次参加了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经济犯罪的研修班，在法学界，对经济犯罪中“明知”的证据固定，也是大家争议最多之处。
打工“避雷”指南
考虑到经济类犯罪的复杂性，郭海天等律师的建议是，打工人可以通过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避免在求职或工作时遭遇法律风险。他给了我13条工作“避雷”法则，总计1100字，悉数打工人在选择公司和工作时应注意的事项。
比如，在找工作时，郭海天建议，可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重点关注目标企业是否频繁变更名称、地址或法定代表人（因为这可能涉及逃避监管）；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否模糊，以及公司是否曾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存在大量行政处罚记录。
更高阶的办法是，求职者可以关注目标企业的业务模式。他解释，若公司宣称 “零风险、高回报”， 但缺乏实体业务支撑，如传销式靠拉人头获利，或虚构区块链等虚假项目，求职时需高度警惕。有些公司还会组织免费旅游、考察等吸引客户投资，这样的公司也需要打工人警惕。
郭海天分析，上述公司符合非法集资的“四部曲”特征：画饼、造势、吸金、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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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公众号上曾发表《求职警示录》一文，指出面对大学生，不法公司通常有几个常见手段吸引人入局。
首先是“低门槛高薪”诱惑，以“无经验要求”“轻松赚钱”“抓住时代红利”为噱头，利用学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与此同时，伪装正规公司，伪造营业执照，甚至签订“劳动合同”迷惑员工。
接着，诱导员工“温水煮青蛙式”犯罪。比如，“初期安排简单工作，如客服、答疑，逐步诱导其参与诈骗环节，并因提成激励深陷其中。”
该中级法院提醒，明知他人实施诈骗（如伪造身份、虚构效果等）仍提供帮助，即构成共同犯罪。“法律不会因‘不懂法’或‘被蒙蔽’而免除责任！”
目睹了多起打工者成为被告的案件，律师叶东杭感叹道，“司法制度不能用一种太过严苛的方式，去惩罚那些对职业刑责风险缺乏关注的人，并以近乎于法律专家的标准去苛求每一个步入经济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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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东杭更关注的是，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应该用更明确的标准，来告诉普通人职业是否犯罪的边界。他指出，目前，除了类似帮信罪等个别罪名有明确的指引，大多数罪名都没有明确标准，“甚至，不同司法机关，乃至法官个体，都有不同的观点”。
他同时呼吁，对涉案轻罪人员进行轻罪治理。
“在我们国家，一旦被追究刑责，就留下了案底，跟正常社会似乎就完全脱离了。这使得普通打工人将被追究刑责看得非常重，有案底的人也可能会因为社会的排斥而再次犯罪。”
“有没有可能让轻罪人员经过社会矫正，以干净的档案重新回到社会，重新走上岗位？”叶东杭说。
从2025年1月开始，上海、杭州、广州、南通等多地试点成人轻罪封存制度。即，部分犯罪人在符合条件后，法院已经依职权或经申请，将其犯罪记录封存。被封存后，本人已可顺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或没有犯罪记录记载的“信用代证”。这一制度将帮助犯罪人及亲属真正获得“重启人生”的机会。
陈淀也在期待封存制度的全面推开。相比于其他人，她更幸运的是，人生在被判缓刑后还在正常地进行。她与当时的对象结了婚，双方父母都理解她的处境。后来，她去私企找到了行政类工作。最近一年，她因为工作表现突出，晋升至部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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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淀说，这个“案底”始终是她心里的疙瘩，特别是自己有了小孩后。她总担心自己的犯罪污点会影响孩子今后的政审或未来。她不想成为这样的妈妈，总忍不住陷入自责和内耗中。
夏凯也是，诈骗罪的指控伴随着她过往三年来的生活。即使她早已收获自由，却仍然身处被过去经历困住的牢笼之中。她确诊了重度抑郁，没有动力和精神找工作，觉得自己起点低的人生已经丧失了向上走的希望。
“活着就好。”她说。
能带给她一些希望的也是封存制度。她想，要是没了案底，以后再找工作，她再也不去那种外墙发光的写字楼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夏凯、陈淀、张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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