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第三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在武汉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知名软件行业从业者，与武汉本土软件企业代表现场论道。
笔者站在会场，看到来自阿里云、华为的技术大咖落座时，脑海里却冒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们每年可以赚多少钱？
早在2023年，国家统计局就揭示软件业是平均薪资最高的行业。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的年平均工资高达23.1万元，是唯一突破20万元的行业，且连续8年在各行各业中排第一。
IT从业者的高薪资，源于我国软件业创收的节节攀升。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2024年软件业的总收入已达13.7万亿元，同比2015年增长200%以上。
软件业更是城市增长的黄金引擎。就拿武汉来说，软件产业规模在2024年已达3521亿元。
这个数字在中部领先，但在中国却并非前列。更重要的是，过去十年，全国软件业的“区域排名”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
2024年，东部地区依然处于绝对领先，占全国软件业收入的82%，中部地区只占5.3%，和2015年的比例基本持平。这意味着中部地区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当下，武汉GDP已经开始向3万亿发起冲击。AI技术裹挟着互联网的第三波浪潮滚滚而来，作为中部唯一的软件名城，武汉势必要在软件业最新一轮浪潮下，抢占更多的滩头阵地。
【1】第一波浪潮，电商崛起
互联网的第一波浪潮，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来得更早。
早在2008年，全国软件企业破千的城市，还屈指可数。
北京当时的软件企业数量就位列全国第一，共计4517家，上海则有1100余家，数量同样位居全国前列。相比之下，即使那会儿中部六省合起来，软件企业数量也才刚刚破千。
彼时彼刻，软件行业方兴未艾。2008年全国软件行业还未踏入“万亿时代”，总收入刚超7500亿元，并且有近40%的收入来自软件产品。
北京中关村 图/视觉中国
可当全国手机用户数还不足总人口的一半，网民主要靠电脑上网时，互联网第一波创业潮已经在一线城市埋下伏笔。
上海交大有一名应届生张旭豪，在宿舍拉上几个同学，准备创业送外卖。他以梵文中的“Rajax”（表示“激情和信仰”）为公司取名，叫拉扎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的“饿了么”；而此时创业失败的另一名清华学生王兴，将会在几年后成为他最大的商业对手。
时隔一年，在杭州有一群年轻人突发奇想，在11月11日办了一个线上促销活动，结果只有27个商户参加，但平台的交易额却有5200万元，这便是首届天猫双11;翌年，在广州的张小龙看到一款基于手机通讯录免费短信聊天的软件，大受启发，这就有了后来的微信。
更关键的一个锚点，是乔布斯携带着iPhone4 ，拉开了智能手机爆发式增长的帷幕。到2015年，中国的移动用户数量已超13亿。DDCI数据显示，这一年全国的智能手机保有量达8.8亿部。
移动端给软件行业带来了无穷的增长空间。仅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国内苹果商店的应用累计数量已超120万，比2012年足足增长了50万。
再翻开工信部关于软件业的统计公报，2015年全国的软件业务收入已达4.3万亿元。外卖大战、电商大战将在此后数年轮番上演。
中国软件行业的收入结构也就此发生变化，软件不再是最赚钱的了。
2015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达2.2万亿元，取代软件产品，成为软件业收入的顶梁柱，占比超50%，并且该比例不断提高，截至去年，信息技术服务已占软件收入总量的68%。
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则是信息技术服务里的“黑马”。2015年—2019年，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年均增长24%，许多互联网企业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公司。
2020年，21点的北京望京，刚刚从美团、高德下班的互联网打工人，才发现根本打不到车。周围社区的老居民总是抱怨，明明地处北京五环，可自从互联网企业落户后，深夜总是被汽车的鸣笛声打扰。
这些深夜经常灯火通明的互联网企业，宛如一节节电池，源源不断地给一线城市输送着GDP。
北京望京阿里巴巴总部 图/北京日报
北京2019年软件产业营收达1.3万亿元，占全国比重的23%。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更是主力军，贡献占4成。这一年，北京GDP高达3.5万亿元，软件业对北京GDP的贡献率达13.5%。
从主办奥运会的夏天，到“十四五”的初期，北京的GDP从刚迈过万亿，到稳步跨过3万亿，软件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
今年1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消息，北京信息软件业营收迈入3万亿元台阶，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突破20%，信息软件业成为北京第一支柱产业。同时，北京去年的GDP总量已经达4.98万亿元。
【2】第二波浪潮，算力至上
当电商大战偃旗息鼓，开始趋于平稳发展时，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开始引领互联网的第二波浪潮，这也让许多非一线城市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实，在电商商业化的进程中，就已催生了对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的需求。
中国第一家本土云技术企业，就是阿里云，它成立的初衷是给电商场景提供技术支撑；饿了么迫于外卖高峰的压力，推出“异地多活”技术，正是云计算的重要运用场景。相似的技术，也运用在春节抢票、双十一抢购中，以避免短时间内的高负荷流量压垮服务器。
除了民间的自然生长，官方对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的定位也愈来愈高。2014年,“大数据”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明确云计算作为国家战略。
但是在2020年以后，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产业才真正迎来爆炸式增长。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软件业收入中，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为9095亿元，是云计算、大数据服务收入的2倍。可仅仅时隔三年，云计算、大数据服务的收入已达1.24万亿元，超过了电子商务。
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全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企业数量的快速增长。根据中经社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产业的相关企业总数已经突破40万。
在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带来的第二波浪潮中，与过去电商巨擘只生长在东部地区不同，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加持下，西部地区颇为亮眼。
2020年，在成都天府新区，拔地而起一座国家超算中心，它最高运算速度达10亿亿次/秒。
成都超级计算中心 图/视觉中国
把这种算力运用于天气预报，让成都大运会期间的预报次数从每天4次升级到每天24小时的滚动预报；把这种算力用来做电影，原本需要半年制作渲染的镜头，只需6天就可以完成。
作为西部第一家国家级超算中心，建成后的3年时间里，成都超算中心已经服务北京、上海等45座城市，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30个多个领域，累计完成5400万项作业任务。
在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产业的赛道上，成都跑在了前头：它是全国“首个”发布算力专业专项政策的城市；也是继上海后，全国第二个同时拥有超算中心和智算中心的城市......
今年2月底，中经社发布的《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产业城市榜单TOP50》中，成都产业竞争力指数达88.04，位居全国第五，超过了广州，仅次于北京、深圳、杭州和上海。
在过去五年，成都的GDP同样实现跨越。2022年，成都GDP达2.08万亿，成为中国第七座迈入“2万亿GDP俱乐部”的城市。
成都跨过2万亿的第二年，本地大数据产业的规模正式突破千亿元，成为成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3】武汉的两次万亿跨越
城市GDP要实现跨越，都要依托重点产业的支撑，武汉也不例外。
再回首2014年，这一年武汉GDP达到10069.48亿元，终于迈过1万亿元的大关。
那一年，整个互联网界风云突变、硝烟弥漫。微信支付在春节推出“微信红包”，除夕一天就有482万人使用，马云连夜召开高管会，有高管直接包机回国开会；京东在纳斯达克上市，腾讯随后为其在微信开辟一级入口；美团和饿了么之间的外卖大战在全国各地上演。
但对于这时候的江城来说，武汉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正是钢铁石化等基础原材料工业、汽车装备、工程建造等产业，一起发力推动武汉GDP迈过1万亿元。
2014年底，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图/视觉中国
数据显示，2014年武汉的第二产业的比重达47.5%。在政府工作报告谈及“抓经济”时，也是率先强调“强化工业支撑作用”。
在这一年，武汉有5大产业进入千亿板块。最强的是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实现工业产值2346亿元，居总量第一；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产业则刚刚突破千亿大关，居中部第一，成为武汉新千亿产业；钢铁和深加工业则由于武钢生产萎缩，退出千亿板块。
再到2023年，武汉GDP达20011.65亿元，成为全国第9个、中部首个闯过GDP两万亿元大关的城市。
此时，武汉的三产结构也已经陡然转换。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800亿元，仅占34%；第三产业增加值则达1.27万亿元，占比63.6%。
这是因为在武汉迈向第二个万亿期间，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已经增长乏力，知识、信息密集型产业则成为主要支撑。
这一年，武汉拥有全球最大的光通信研发生产基地，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世界第一，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经突破5000亿元。武汉的软件业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软件业收入首次突破3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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