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率攀升已成为一个日渐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卫健委在《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中曾提出警示：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将达到31.8%。
要想遏制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需要及早识别高风险人群并采取干预措施。学龄前时期不仅是儿童生长发育的敏感期，更是体重管理的关键期，该阶段有过多脂肪积累的儿童在青少年和成年时更易超重、肥胖。根据由国家卫健委牵头开展的最新一轮（2015-2019年）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结果：6岁以下学龄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迈过10％大关（10.4%）。
一项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王成龙、王晶晶等发表在最新一期的中疾控周刊上，题为“The Prevalence and Geospatial Variation of Body Fat Percentage Among Preschoolers: A National Survey — 31 PLADs, China, 202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学龄前儿童体脂率流行情况及地理空间差异的全国性调查）的研究文章揭示了我国学龄前儿童的“隐形肥胖”问题。根据该研究，我国学龄前儿童的肥胖风险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居住地差异，这提示居住环境、遗传、家庭、运动等因素均可能导致儿童肥胖。
所谓儿童“隐形肥胖”，即从外表看，儿童身材还算匀称，体重也可能在正常范围，但存在肌肉松弛、体力差等现象，实际上，他们体内的脂肪含量可能已经超标，尤其是内脏周围堆积了不少脂肪。
体脂率（BF%）是指体内脂肪重量占总体重的百分比。相较于BMI，其更准确地反映身体的脂肪含量，是识别儿童“隐形肥胖”的主要指标。与此同时，体脂率在预测儿童心血管代谢风险和胰岛素敏感性上较BMI更具优势。体脂率升高可能带来骨密度降低、下肢损伤和全身性炎症等多种不良情况。
在前述研究中，研究人员基于2020年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分析了全国31个省3~6岁幼儿体脂率地理空间的分布特征、聚集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学龄前儿童中，女孩较男孩整体肥胖风险更高。具体来说，我国学龄前儿童的平均体脂率为20.7％，其中女孩的体脂率（ 22.1± 5.0）%显著高于男孩（ 19.2± 5.4）%。
相较于此前研究，该研究团队发现，尽管脂肪堆积反弹（AR）通常发生在6~8岁之间，标志着体重指数的第二次上升，但在被研究的3~6岁儿童队列并未出现这一现象，学龄前儿童体脂率和年龄增长无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男性体脂率较低这一趋势在学龄前儿童中持续存在。对此，研究团队归因于“可能是男孩参与体育活动的水平较高”。
性别差异外，研究团队发现，学龄前儿童体脂率存在居住地差异。这一结论为后续各地“因地制宜”采取相应政策或行为学干预措施提供了依据。
其中，城市学龄前儿童的体脂率（20.9%）高于农村儿童（20.4%）。“城市地区较高的体脂率可能反映了不同居住环境中的社会经济差异和饮食模式不同。”研究称。
学龄前儿童体脂率的南北差异显著。研究发现，我国学龄前儿童体脂率呈现出"北高南低、中部过渡"的地理格局。其中，我国东北、华北和部分华东地区呈现高体脂率的聚集趋势，而西南和华南地区则为低体脂率的聚集趋势，且这种南北地理格局以我国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线"和"博乐-台北线"呈对称分布。
“这些地理分界线得到了遗传学证据的支持， 汉族人口遗传学显示沿秦岭—淮河线存在分化。”研究称。
研究认为，环境因素可能是造成这些南北差异的原因之一，北方较冷的气温使得脂肪的积累对于体温调节更为必要。在学龄前儿童体脂率方面观察到的地理空间差异也可能反映出城市宜居性、降水模式、环境颗粒物污染以及地区饮食习惯的不同。
分城市来看，我国学龄前儿童体脂率最高的地区为黑龙江省（23.3%）、辽宁省（23.0%）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2.5%）；体脂率最低的地区为海南省（18.4%）、广东省（18.4%）和广西壮族自治区（17.9%）。
“这些差异凸显了利用全国性数据来分析儿童早期身体成分的重要性，以便识别并解决地区间的不平等现象。”研究提出呼吁。
此外，研究还提示称，学龄前儿童体脂率水平是复杂的社会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居住环境特征成为学龄前儿童体脂率的关键决定因素，包括绿地的可用性和可达性、 细颗粒物暴露以及学校周边环境特征等。除此之外，儿童体脂率升高与父母超重也存在很大的关联性。这种关系既反映了肥胖的遗传倾向，也反映了家庭因素对儿童身体活动模式、饮食行为和体重管理实践会带来直接影响。
吴斯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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