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夫器纹，藏道其中。文物的器形和纹饰，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对秩序的建构，也是文化交融的无声见证。通过器形和纹饰，可以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感知文化源流，找到“何以中国”的答案。
元代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冲耳鼎式炉
器纹通天
自新石器时代陶土初塑之日起，华夏先民便以器物为介，在形制纹饰间凝练对天人、宇宙和自然的认知。
九千年前，浙江上山文化义乌桥头遗址彩陶上的太阳纹，表达着远古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仰韶文化时，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实际是儿童瓮棺的棺盖，“人面鱼”与双鱼纹的逆时针回旋，或许就是半坡文化关于冥界和重生的想象。仰韶文化鼎盛期的典型代表，被苏秉琦先生喻为“华山玫瑰”的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从作为庙底沟文化中心区域的豫晋陕交界一带，向四周辐射，东临海滨、西抵甘青、南达江汉、北至蒙辽，见证史前中国跨区域文化互动。其纹饰沿黄河中上游传播，在甘青地区逐渐演变为马家窑文化标志性的旋涡纹体系。旋涡纹交错又流动、热烈而奔放，既是先民对黄河水文规律的几何抽象，亦暗含他们对自然伟力的敬畏与崇拜。当我们在数千年后凝视这些纹样时，依然能感受到当年黄河在高原裂谷中奔涌不息的生命张力。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琮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则构建了系统的制度化神权体系。以其核心礼器玉琮为例，其器形外方法地、内圆象天，中央穿孔贯通天地，形成神圣垂直轴线；其上纹饰象征着权力，神人兽面纹这种标准化的通神纹饰，仅见于高等级墓葬。而低等级的墓坑中甚至没有成型玉器的出现。
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更是以狞厉的青铜神树，铸造出古蜀神权领袖沟通天人、传达神意的“天梯”。三星堆出土的1号神树，三层九枝层叠而上，枝头九鸟昂首向天，似欲衔日揽月；辫索状龙身自树干倒悬而下，龙爪匍匐于底座，似是神龙通过神树降临人间，宣告神意；神树底座三山相连，云气纹层叠环绕，似仙雾缭绕神山。2号神树底座的跪坐青铜人像，双手虚握于胸前，像是正在祭祀。无论是青铜神树，还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与青铜大立人像，无不昭示着神权与王权的深度绑定。
上山文化绘有太阳纹的彩陶片
器纹藏礼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长河中，器形和纹饰不仅是装饰，更承载着观天法地的认知，凝结着礼序人伦的观念。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的赓续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代神权至上，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实际上是巫觋通天的工具。商人还在其青铜礼器上大量地使用饕餮纹。后母戊鼎就以饕餮纹为视觉核心，借兽面之威，强化王权的神圣。周革殷命，商人“崇帝尚鬼”，周人“敬天法祖”。周人祭祀的重点不在“尊神”而是转向“尊礼”。于是，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纹饰，从神秘转向质朴，取而代之的是规范的图案和日益强化的铭文传统。
西周青铜觥
战国礼崩乐坏，商周以来尊神敬天的观念开始逐渐松散，青铜器也逐渐走入充满生气的尘世。四川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以精美的构图展开了一场人间叙事。壶身四层纹饰以凸起的箍状带次第展开。首层图案为射礼、采桑，次层为宴乐、弋射，下层为攻城、水战，底层以动物为主。射礼彰显勇武，宴乐规范礼仪，攻战铭刻军功，采桑固本农政。四层纹饰，铺开了一幅战国社会百态图。
百工从事，皆有法度。时光流转，掐丝珐琅技术自元代传入中原后，深得皇家青睐。“仁宣之治”是明朝国力较为强盛的时期。宣德皇帝加强中央集权，恢复儒家礼教传统和价值审美。明宣德掐丝珐琅龙凤纹炉，形体硕大，色泽纯正，质地晶莹，飞龙体态修长且矫健，象征皇权统治的云龙和云凤纹相间排列，时代特征明显。
唐代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器纹融汇
中华文明于器纹流变中，吸纳多种文化，将四方星火熔铸为璀璨星河，体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北鼎南鼓”，铜鼓作为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礼乐重器，迄今已有2700余年历史。从铜鼓上看，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以鹭饰鼓在中原地区历史悠久，石寨山型铜鼓上的翔鹭纹可能就由楚地传入。中原文化还影响了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西汉中期以后，北流型铜鼓上，开始出现“五铢”钱纹；两晋时期，四出钱纹成了灵山型铜鼓的主要纹饰。唐宋以后，中原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入。麻江型铜鼓鼓面主晕除饰游旗纹外，多为道教文化与汉地流行的题材，如十二生肖、“福寿”铭文、双龙戏珠、八卦、梅兰竹菊等。另一方面，铜鼓也曾进入中原视野。杜牧诗句“腾阁中春绮席开，柘枝蛮鼓殷晴雷”，描述了唐代教坊表演柘枝舞时用蛮鼓伴舞的热闹场面，这种蛮鼓可能就是大铜鼓。
铜鼓未歇，佛光东渐。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佛造像出土，因其规模之宏大、贴金彩绘之完整、雕刻之精美，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数百尊汉化佛造像，跨越北魏至北宋五百余年，尤以北魏、北齐数量最多。北魏造像受儒家文化影响，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北齐佛像一改北魏风格，面容丰颐含笑、体态丰腴，薄衣贴身，隐现肌体，不饰衣纹。而这种轻薄叠褶的服饰，盛于四、五世纪的印度笈多王朝，可能对北齐佛像有所影响。
丝路新风，渐入长安。唐代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通体镂空，在核桃大小的玲珑之躯上，锤揲錾刻着西域葡萄纹蔓与中原花鸟，转动间，胡风汉韵融为一体。尤为令人称绝的是，此物内藏玄机，“机环转运四周，而体内常平”。无论香囊如何偏转，其中香灰始终不倾不洒，于方寸香雾间氤氲出一派大唐气象。
器形和纹饰之妙，正在以有形之“文”，达无形之“道”。从器物及其上的纹饰中，我们可以读懂灿烂悠长的中华文明。
本文图片均为李韵摄/光明图片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2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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