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我的父亲卢誉驹在抗大学习刚毕业，从加拿大来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也来到了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在野战医院，白求恩需要懂得战地医学专业知识或英语水平更高一点的翻译。于是，我的父亲因从小在吉隆坡的英文学校读书，英文功底好，中央军委卫生部便把他调派给白求恩当翻译，跟随白求恩在晋察冀前线救治伤病员。
有一张十分有名的照片画面上白求恩正在离前线仅五里地的村中小庙里为伤员做手术，这一画面记录了我父亲当时在场的一次亲身经历。大炮和机关枪就在耳边咆哮着，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手术室周边，爆炸开来，震得小庙屋顶上的瓦片咯咯作响。白求恩大夫却在小庙里紧张而又沉着专注地动着手术，坚持不肯向后方转移。白求恩对劝阻他的人说：“离火线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战士在火线上都不怕危险，我们怕什么危险。”就这样，两天两夜他始终在手术台上工作着，直到战斗结束。
在与白求恩大夫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我的父亲帮白求恩大夫准确及时地翻译着每一句话。他说，白求恩平时待人和蔼可亲，对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特别好，在救治伤员的危急时刻，他会把自己的衬衣撕掉当绷带，看到战士们穿着破衣烂衫，他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战士穿上。但在工作中，白求恩就没那么“和蔼”了，他对医务人员要求特别严格，有时会因为个别人的工作失误发很大的脾气，但大家仍很佩服这个严厉的外国“老头”。
在晋察冀偏远落后的地区，非常缺少食物，在八路军队伍里尤其如此，基本上没有肉，蔬菜也很少，只有小米、黑豆之类的粮食。白求恩大夫吃不惯小米，我的父亲看到白求恩在紧张的手术救治工作之后端着小米饭难以下咽的样子，就经常跑到野战医院附近的村子里，为白求恩大夫买来烧饼和鸡蛋，想方设法为白求恩大夫改善饮食。我的父亲说：“我把烧饼递给白求恩的时候，他特别开心，直夸味道好。”
1939年9月，在给白求恩医生做翻译的两个月后，白求恩计划要返回美洲一趟，他准备去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八路军敌后抗战的英勇事迹，亲自为抗战中的八路军募集经费、药品、器材和书籍，于是要与我的父亲卢誉驹分手告别了。临转移的前一天，白求恩与我父亲认真谈了一次心。白求恩非常坚定地建议我父亲说：“考虑学医吧，你们八路军队伍里太需要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医生了，你年轻又有非常不错的文化底子，特别适合学习医务”。我的父亲接受了白求恩的建议，在与白求恩就此作别后就进入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从此走上了从医道路。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摩天岭反扫荡战斗中，在为一个伤员做手术时，因不慎划破手指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1939年11月12日凌晨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我的父亲卢誉驹闻讯十分难过，回忆起与白求恩朝夕相处的那段短暂经历，伤心了好几天吃不下饭。他说：“是白求恩影响了我的一生，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
（本组文章由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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